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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组图)
2017-02-27 13:43:31   来源:华商韬略   评论:0 点击:



丨本文由华商韬略原创

丨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丨作者:毕亚军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非政府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Oxfam)的报告称,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四大家族掌握了超过250亿美元的总财富,其规模相当于印尼2.5亿人口中40%贫穷者的财产总和。

华商韬略掌握的数据显示,印尼最富有的四大家族全部为华人,而且全都出自福建省,他们是:

【1】黄惠祥、黄惠忠兄弟

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


以148亿美元身价在《环球亚洲》2016印尼十大富豪排行榜位列榜首的黄惠祥、黄惠忠兄弟,是被乐施会直接点名的超级富豪大典型。

乐施会认为,仅是黄家兄弟每年赚取的利润,就可以消除印尼全国的绝对贫困。

黄惠祥、黄惠忠兄弟祖籍福建晋江,由其家族创办并执掌至今的针记国际集团,目前为印尼最大企业之一,也是印尼第二大丁香烟生产商。

针记集团由黄父黄维源创办,从10个工人开始,依靠创新研发出了具有缓解疼痛功能的丁香烟赢得市场,到1950年代其香烟销量已在印尼排名第二。

1963年,针记烟厂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饱受重创的黄维源离开人世,黄惠祥、黄惠忠两兄弟走上前台,在一片废墟中展开了自救与重建。

因为早已熟悉烟厂运作并齐心合力,针记的品牌、渠道、管理也都还在,两兄弟只用几年时间就恢复了往日荣光,还把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

火灾让针记受到重创,也让黄家兄弟得到经验教训:必须多元化分散经营风险。在烟草业再起之后,他们及时实施了这个策略,并在此后构建出一个囊括烟草、房地产、银行、电子产品、棕榈油等众多领域的多元化集团,这也是集团在后来超越同行得到更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如今,针记的地产、金融业务都已在印尼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其打造的占地超过60万平方米的大型购物中心,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之一;由其通过并购获得控股权的中亚银行则是印尼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一。

黄家兄弟保持低调、朴素的作风,常常独来独往于集团各处和大街小巷,没有秘书,没有助理,也没有保镖和奢侈品。他们都把刻苦工作当作人生信仰,很少接受访问的黄惠忠就曾强调,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印尼曾经因为官商合体而备受诟病,不少大企业因此崛起也因此衰败,但黄家兄弟对此保持谨慎,强调依靠市场而不是特权去发展经营。

这种思维和策略,令其发展受到不少挑战,如1990年代印尼垄断丁香烟买卖,针记就大受冲击,但也逼迫其练就一项本领并形成自己的优势:通过竞争去赢得市场,并最大限度地避免掉因为政治变故而导致的经营风险。这也是印尼市场渐趋开放与公平之后,针记能够持续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苏哈托下台后,不少与其关系密切的企业都被清算,但主要业务面向消费市场并且依靠消费市场发展起来的针记,却从那时开始不断超越。

除了强调刻苦工作,不断创新,诚信被黄家兄弟视为发展生意的关键。“绝对不要破坏别人对你的信任,一旦你这么做了,没人会和你做生意。”黄惠忠强调。

注重专业而严密的管理,也是针记业务越做越大但经营持续有效的秘诀:“我总是任命审计员严密监督着各项商业活动。”黄惠忠说。

【2】林绍良家族

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


稳坐印尼首富多年的林绍良是1980至1990年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也是李兆基、李嘉诚之前的亚洲首富、华人首富。

林绍良1916年生于福建福清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中有三个兄弟:大哥绍喜、三弟绍根,这也是他后来创立的风云世界的三林集团的来历。

林绍良很早就被送到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学习四书五经。这些如今不太被重视的内容,却被林绍良认为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关键的影响。他曾在接受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专访时强调说:

“这里面有深刻的智慧,我就是靠着这些做人做事的古理,为人处世,开创事业。”

日本侵华后,林绍良投奔已在印尼的哥哥和叔父,从贩卖咖啡粉开始创业。赚到一些钱以后,哥哥建议他回老家娶妻、盖房子,这也是当时下南洋的年轻人通行的做法。但林绍良担心回家就没生意了,决定打破这个传统,继续自己的贸易生意。

这是他第一次逆反家人而擅自主张,也是他人生中极其正确的一个决定。

林绍良的关键转折发生在印荷战争期间。此时,他加入到正为印尼独立而抗战的支援队伍,并因为在重重危险中挺身而出,保护了被敌人追剿的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哈山•丁,而与苏加诺以及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结成了患难之交。

印尼独立后,林绍良将公司迁往雅加达,先后创办花生油工厂、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自行车零件厂,还与新加坡、香港建立贸易关系,快速把生意多元化、规模化,并于1957年在泰国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创办了印尼中央亚细亚银行,也就是后来被黄惠忠兄弟控股的中亚银行。

1965年,林绍良还与好友,也是同乡林文镜(后回国创建了融侨集团)等人合创了华仁谊集团。到1967年,林绍良已在印尼独立后的10多年内,建立起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印尼企业界的巨头。

1967年,林绍良的事业进入到爆发期。其中最大的利好是,这一年,他当年的生死之交、铁哥们苏哈托当了印尼总统,并且大搞经济建设。

此后,林绍良先是获得了丁香(丁香烟的主要原料)的进口专营权,一人霸占了大半个国家的市场,继而又获得全国面粉生产2/3的专营权,并围绕食品展开一系列投资,成了印尼的食品业寡头,一家占有印尼90%的方便面市场、85%的面粉市场、35%的牛奶市场和超过30%的食用油市场。

而这些生意对后来的林绍良来说,毛毛雨而已。

1975年,林绍良预感到建筑业将要兴旺发达,投资1亿美元建成了狄斯丁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其“三轮牌”水泥就占到印尼60%以上的市场。

有了水泥厂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林绍良又大举进军房地产市场,成为印尼最大房地产商,每年的房产工程占到印尼私营建筑业20%左右的市场。

1974年,林绍良还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带领早前成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与多家外商财团合资组成了多国金融公司,并于第二年遇到了金融奇才李文正,一番识人之后,当即以17.5%的股份为筹码邀请到李文正加入自己的阵营。

此后8年,在李文正领导下,中央亚细亚的总资产增长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不仅是印尼最大私人银行,也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

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出全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与此同时,林绍良还通过华仁谊集团不断向印尼之外拓展业务,先后在香港、东南亚及美国投资,收购多家银行或公司的股权并涉足国际贸易领域,一不小心又赢得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1995年,三林已在印尼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0多家公司,业务涉及70多种行业,总资产超过180亿美元,年营收近200亿美元。

林绍良也因此被誉为“亚洲洛克菲勒”,其当时在世界财富圈层的声望与地位,远超后来者李嘉诚和王永庆,以及今日之王健林与马云。

1995年,林绍良退居幕后,由三子林逢生接了班。林逢生留学西方归来而且早有历练,接班本不是问题,但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排华事件却让林家陷入生死考验。公司的财富极速贬值,生意陷入停顿,暴徒抢劫其银行及公司财产,甚至还将家族豪宅洗劫一空,让林绍良和家人只能在国外避难。

灭顶之灾的考验下,林绍良再回前线,主导了集团的自救和重整。“这是我面临的最大难关。银行的钱都被拿走了,家产也拿出来登记。员工62万,单印尼本境就22万,假如我们放弃了,统统都完蛋了。”他回忆。

通过一场场断臂求存和挪腾转移,林绍良家族在狂风暴雨中保住了事业,但至今也没完全恢复其当年盛况,虽然依然是印尼最大集团之一。

林绍良也是投资中国的海外华商先锋。至今,三林集团已在中国拥有房地产、工业、金融业等多元化事业,既是博鳌论坛永久会址的主要开发商,还全资收购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地产旗舰企业——中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林绍良说,“自己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善于识人用人,也是林绍良的过人之处。他在各领域的迅速崛起,都与重金聘用了能干而忠实的合作伙伴密不可分。比如在金融业的发展,就与李文正有莫大的关系。一见面就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分出将近20%的股份送人,则是林绍良的大气,也是他做大生意的脾气。

林绍良说,方向、意志和策略是成功的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也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这些都只是基础和前提。真正要做成一番大事业,还要有运气。而讲信用、善待他人,则是他让自己运气更好的秘诀,也是他受到各界欢迎的通行证。在他看来,运气就是机遇,机遇就是别人给你机会。要让人家给你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讲信用,善待他人。

人有两条命,一个是你的生命,一个是你的信用,也是林绍良的名言。

19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学院决定授予林绍良“院长奖章”。林绍良略带骄傲地说:“我中学都没有念过,有什么理由请我来?”

对方告诉他,我们就是想特别研究一下:一个没有背景,没读过多少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地成功?

听到问题的林绍良笑了笑,回答了四个字:

说话算数。

2012年6月,林绍良在新加坡辞世,享年96岁。关于他的人生与生意,故事和传奇,则像一部无字天书,至今被不断地翻阅与解读。

在《环球亚洲》的2016年印尼十大富豪榜上,林绍良的三子林逢生以总资产110亿美元位居第二。

【3】黄奕聪家族

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

林绍良之后,黄惠祥、黄惠忠之前,印尼首富曾长期由黄奕聪把持。在《环球亚洲》2016印尼十大富豪排行榜上,他则以105亿美元的身家位居第三。

生于1923年的黄奕聪祖籍福建泉州,7岁随母亲到印尼苏拉威西与在那里打拼的父亲团聚。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还在读高中的黄奕聪被迫辍学,通过走街串巷地倒卖糖果、面包等开始做生意。

时局动荡,食品和日用品奇缺,黄奕聪起早贪黑地把生意做好做大,他先后自办杂货店、面包饼干作坊,收购椰子加工椰干,不到10年就在当地小有名气。

1960年,已有不少积累的黄奕聪移居雅加达,创办了“金光公司”(C.V.Sinar Mas)。取名金光是因为在他看来——“闪闪发光的金子是最有价值的。”

1967年,印尼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颁布了多项法令推动经济发展。黄奕聪敏锐地意识到做大事的机会来了,并加快了生意的扩张。

食用油及油棕榈种植是黄奕聪成为大企业家的第一个核心业务。1968年,他与林绍良合作创建了食用油厂并亲自经营,到1980年代就已赢得“食用油大王”的生意和声誉。之后,他又自创“菲尔玛”(Filma)食用油企业,迅速把市场做到全印尼,为家族企业的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奕聪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造纸工业获得世界领先的地位。1977年,通过食用油生意积累到资本的黄奕聪进入到纸浆生产及造纸领域,到1990年,其旗下的造纸工业已在印尼首屈一指,并推动造纸成为印尼的一大产业。

相比其他印尼财团,黄奕聪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曾接见黄奕聪,建议他将孩子们送到中国学习,他的长子黄志源、次子黄鸿年因此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成长岁月。改革开放后,他又凭借对中国的熟悉,在中国大举投资,并开创出一个个宏伟的事业。

至今,黄奕聪都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印尼华人企业家。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他就前往中国投资,并派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黄志源亲自坐阵,在中国投资了大型造纸企业——APP(中国)。

至2014年底,APP(中国)已拥有总资产约1,471亿元人民币,年加工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并拥有金东“太空梭”、“唯洁雅”、“清风”等著名品牌。

依托中国市场,金光还成为唯一跻身世界纸业十强的华人企业。除了纸业,金光也将食品、食用油、地产、金融等业务引入中国,如开发了金光外滩中心(上海威斯汀酒店),北外滩新地标“金光中心”等项目,设立了宁波国际商业银行。

如今,金光集团在全球拥有400多家法人公司,投资范围远及亚洲、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在全球拥有员工超过38万人,超过400亿美元年营收,资产总额超过300多亿美元。核心业务包括食品及粮油等农业资源产业链、制浆造纸、房地产、金融、电信以及环保再生能源的开发六大核心产业,为印尼最大企业集团。

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


已经94岁的黄奕聪至今健在,但他早已将集团交给子女们经营。黄奕聪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同样成就卓著,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前,他就已深谋远虑,将子女们分别送到新加坡、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及印尼本国受教育,建立家族“联合国”,为金光如今的世界性经营打下了基础。

黄奕聪的长子黄志源、次子黄鸿年、以及六子黄荣年都曾接受华商韬略的深度专访并给过我们诸多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有关报道,如:《起底万科新买家中策集团,当年惊天动地的中国大交易》

总结金光集团的成功,这六大因素不可或缺:第一,立足印尼的资源优势,经营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大产业;第二、善用专业人员与现代科技;第三,把利润拿来持续投资,“如果获得10块利润,我只用5角,其他9元5都要再投资。”第四,遵纪守法;第五、勤奋工作、精心经营。黄奕聪一再强调:“人们获得成功的最基本要素是努力勤奋工作。成功70%靠努力工作,30%靠运气和机遇。”

最后一个,也是黄奕聪最强调的是,公正,讲信用,从不失信。“公正,努力维护商业伙伴的良好关系;保持良好的信用,从不失信于人,我一次都未曾失过信用或毁约。”黄奕聪的次子黄鸿年在谈到父亲时,第一强调的也是父亲的守信。

“他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的人,创业初期有次生意失败,几乎卖尽家产去还债,包括给我妈妈的定情首饰也都被他卖了。”黄鸿年回忆——

“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是要讲信用。他说,有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被人支持。”

【4】蔡道行、蔡道平家族

印尼的这四家福建人,财富多过本国一亿老百姓


蔡家族领导的盐仓集团(Gudang Garam),是印尼最大的香烟企业,从1990年代至今,印尼香烟企业兴衰起落,但盐仓始终紧握日月旋转。

盐仓集团由蔡父蔡云辉创建。蔡云辉祖籍福建福清,4岁到印尼,成年后加入叔父蔡国强创建的九三牌丁香烟厂,从采购员、推销员一直做到部门经理,而后在亲友支持下,于一个存放食盐的仓库创办了一家丁香烟厂,并取名为盐仓。

蔡云辉十分注意香烟质量,亲自参与研发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担当产品的第一消费者,即每一种香烟都必须自己抽到满意后再推向市场。

这样的坚持,再加上熟门熟路与熟人,盐仓创办的首年,他就实现了大腾飞:工人增长10倍达到500多人,此后三年内又成了千人大厂。

蔡云辉因为叔叔对经营与所有权的狭隘而跳出来单干,轮到自己当老板后,他充分吸取了这些教训,走了一条注重专业管理,高度关心员工福利,舍得与人共享发展成果的道路,也因此形成了超越他人的关键竞争力。到1978年,盐仓的产销已达到年85亿支的规模,为印尼最大香烟企业之一。

也就在问鼎行业之巅的那一年,蔡云辉曾受到巨大一击:一些竞争者将盐仓的香烟产品收购后故意不良存放使其变质,然后以廉价抛向市场毁其品牌声誉,甚至还大肆传播盐仓香烟含有大麻的谣言,一度令其产品销售断崖式下跌。但蔡云辉最终却化危为机,他将产品送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打舆论战,甚至弄出一个买烟抽奖的销售办法,让盐仓火爆社会,并因祸得福,成为市场领导者。

规模领先的同时,蔡云辉还采取自建烟纸厂、烟草和丁香种植基地、物流运输公司等举措,在提升品质、提升效率、完善产业链,掌握主动等方面不断精进。但在蔡云辉领导期间,盐仓却未能捍卫住霸主地位,其中最大的原因是黄惠忠兄弟的奋勇赶超。到1985年,即便盐仓已发展到职工超过45000人,年产超过130亿支的规模,黄家的针牌依然以165亿支的规模遥遥领先。

也就是在1985年,方才61岁的蔡云辉离开了人世。抽烟过度则被认为是他健康不保的原因之一,直到去世,他依然坚持必须自己抽满意了产品才可以上市。

蔡云辉去世后,长子蔡道行成了盐仓集团的接班人。他一上来就以更激进的方式经营,一边革新产品,如推出12支装一盒的新规格;一边通过工业化生产线取代人工大规模提升产能;一边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大肆行销推广。

只用两、三年时间,蔡道行便超越针记夺回霸主地位并将公司上市。到1990年,盐仓的香烟总产量已增至年552亿支,销售额超10亿美元,利润超1.4亿美元,5年内将公司规模扩张到比父亲一生经营成果的3倍还多。

与黄家兄弟大力扩张多元化事业相比,蔡道行兄弟的雄心要相对小一些,企业规模也因此逊色。虽然盐仓也先后进军造纸、建筑工厂、地产、食品、金融等行业,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多元化业务都是尝试尝试,比如其开办银行,更一度只是侧重集团内部运营服务,并没有太深的期待。

蔡云辉当年创办盐仓时,曾为公司产品定下“芳香、鲜美、享受”六个字的品质方针,这一信念被盐仓坚持至今。做好消费市场的秘诀就是做好产品,这是盐仓的信仰,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做好产品?他们的一个核心办法是,更优待自己的员工。据当地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在盐仓工作的职工,工资要比其他同行高30%甚至100%,而且还从住房到医疗、乃至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尽善尽美的便利。

蔡道行与父亲一样,拼搏一生却未能安享晚年,于2008年因病去世,享年64岁。

如今,盐仓集团由蔡道行的弟弟蔡道平主持。在《环球亚洲》2016印尼十大富豪榜上,其家族以100亿美元的资产位居第四。

【5】慈善解决不了贫穷

虽然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围绕缓解国内贫富悬殊矛盾做了不少事,乐施会23日依然将印尼评价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如果印尼政府不应对贫富差距问题,该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增加。这是乐施会对印尼的警告。

这个警告显然不是针对四大家族,虽然其报告赫然将四大家族作为一个重点,并得出了其总财富相当于印尼约1亿百姓财产总和的结论。

事实上,这四大家族合计掌握的财富,真实数字恐怕比250亿美元还要多得多,而他们除了大富豪,也都还有另一个身份:大慈善家。

如黄维源家族成立“黄维源家族慈善基金”,资助了印尼近百家所中学近万名贫困华裔学生,还常年捐助印尼教育、文化、体育、环保等公益事业,历年累计捐助慈善款项据说已多达17亿美元。

再如黄奕聪家族,不但在印尼大肆捐赠各项公益事业,还通过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脱贫致富,黄荣年还是慈济印尼负责人,像经营企业那样钻研如何做好慈善事业。在中国,黄奕聪家族光是给北京大学就捐了超过5亿人民币,奥运水立方捐了1个亿,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也是一捐就是一个亿元,每逢救急救难也都有慷慨解囊。

林绍良家族、蔡云辉家族也都注重回馈社会,林绍良到去世时,光在家乡就捐了四、五个亿,蔡云辉家族也是在福清大力支持教育事业。

乐施会在“警告”中强调,“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越来越多,贫困状况却止步不前,这说明印尼引以为豪的经济发展成果绝大部分都被富人抽走了,几千万底层人民被远远甩在身后。”

努力发展慈善事业,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多多关怀和奉献社会,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显然,慈善在巨大的贫富悬殊面前,只能是杯水车薪。

有分析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印尼贫富差距悬殊的罪魁祸首,它让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从近20年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普遍的性别不平等中大大获益,而印尼的税收系统也“没有在重复分配财富方面发挥必要作用”。

乐施会因此建议印尼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额的税,包括继承税和新的财富税,以增加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贫富只是结果,贫富悬殊成了大问题,大原因还是“结果”的方式出了问题。印尼的教训,或许值得更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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