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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贫困女性正越来越多,高福利的日本为何几乎束手无策?
2017-11-19 20:26:30   来源:日本通   评论: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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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当今社会上,女性正面临着哪些困难?

我们将选取留言获数量前5位的小伙伴

 

送上由日本通联手上海译文给大家准备的

 

NHK纪录片的书

 

《女性贫困》

 

 

《女性贫困》由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组所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等节目集结而成,重点关注女性与儿童贫困、单亲母子家庭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在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同事一直在吐槽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这些女性遇到的渣男那么多?另一个是:在以高福利著称的日本,为什么这些单亲妈妈、失业女性会坠入似乎永无止境的深渊而得不到回头的机会。

 

并非渣男太多,而是贫困女性越来越多

对第一个问题,想用《女性贫困》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来解答: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但在服装和发型上却颇下工夫,因此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没什么两样,完全想象不出她们生活贫困。

 

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通过看日剧、到日本旅行等等途径见到的日本女性,基本都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尤其“年轻女性”——书中特指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正是生命中最光彩照人的时刻。谁能想到,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稳定的收入,寄居在便利店、网吧、咖啡吧甚至夜店,所有财产一个拉杆箱就能装下。是所谓“看不见的贫困”。所以一定程度上,第一个问题的正确提法并不是渣男怎么那么多,而是在当今日本,为什么生活陷入贫困的年轻女性变得越来越多?当然,渣男的存在,不可否认正是造成以及加剧“女性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第二个问题,或许从日本传统的男性至上主义、以及社会福利体系入手来探寻解答,才是正确的方式。不过前一阵在“端传媒”上看到一篇文章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这篇题为《“废柴”的快乐生活 日本青年人:不为国家而活》的报道中,36 岁的男性永井正与《女性贫困》中的遍地渣男们相反:他的女朋友每天外出工作,而作为男性的永井却整天在家读书、一周仅仅去大学兼职两天上四节大课。他每天会为女友做便当,也并非完全靠女友的收入养活——女友亚由美在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部兼职教务工作,而在日本,兼职的收入也就够自己一个人生活而已。

 

陷入贫困,因为你是个不愿工作的废柴?

其实永井身上体现的,是近年在日本社会兴起的一种现象:年轻人不再视拼命工作以换取物质回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转向所谓的“低欲望生活”——永井和女友两个人每月生活支出被控制在 9 万日元以下(约 5200 多人民币,包括房租水电伙食费),而且早已商定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但是,他会坚持到社区健身中心健身,以求在父母身体出问题时能有健康的身体去照顾父母。

 

《绝望国度中幸福的年轻人们》

古市宪寿著

2011 年出版

日本年轻人一直以来都被当做“方便利用的协作者”,又被称为“生活在绝望国度的幸福小年轻”。出生于 1985 年的社会学家古市宪寿2011 年出版了《绝望国度中幸福的年轻人们》一书,其中讲到当代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年轻人由于无法设想“未来会比现在幸福”,所以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态度满足于现状。在日本国内,即使是时薪不足 1000 日元的年轻打工者,也可以自得其乐,因为生活水平远高于过去的年轻人(不过,工作条件未必很好。针对这种现状,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形容说,日本是消费者的天堂、劳动者的地狱)。(引自古市宪寿的文章《“战后”何时结束?——探索未来的年轻人们》,刊于nippon.com)


所以在永井看来,比起什么国家存亡、国家荣誉,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如何过活,而不是拼死拼活地去工作。

“我喜欢做菜,不爱工作,想过好的生活一定要通过拼命挣钱来实现吗?挣得少也花的少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当今社会,大概少有人还会认为

“倒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美德吧?

在崇尚工作的日本老一代看来,永井们是令人担忧的一代,是“不负责任的废柴”。

 

假设不拼命的年轻人永井真的是“废柴”,那么反过来,那些努力奋斗的年轻人,尤其是想好好工作、独立生活的年轻女性,她们又面临什么状况?说她们是“废柴”,这公平吗?

 

进一步地,如果再思考一下,在永井的职业、生活规划里面,我们能发现一些存在于日本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表象下,在极为成熟甚至已经固化的模式、体系、阶层背后,已经凸显出的严重社会危机: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从壮年男性到单身母亲,从一潭死水的上班族到选择自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工作的打零工者,甚至是远在中国的你和我,或许明天就会发现,残酷的生活突然就无情碾压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能怎么办?或者,我们还有机会翻身吗?以及,国家、社会体系能帮助到我们吗?

 

因为那部 NHK 拍摄的纪录片以及由此集结而成的这本《女性贫困》,“单身贫困女性”这个群体一下子被集中、放大在了我们的眼前,在她们身上能看到的,就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状态。

 

截图为 2015 年 8 月刊于 nippon.com 上的文章

《“工作与结婚”,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困的女性们》

今天,我们分析下这“畸形社会”中的年轻贫困女性,究竟是因为什么,才陷入绝望。

“贫困问题并不只限于女性,然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导致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在就业机会还是在待遇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摘自《女性贫困》前言

男女不平等的雇用制度和收入水平

 

从日本的雇佣制度说起吧。日本的雇用形态分为正式雇用与非正式雇用。

正式雇用是终身雇用,工资月结,有不菲的退职补偿,但加班较多。

 

非正式雇用主要分为合同工、派遣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多为全职,有福利保险,没有退职补偿,工资远低于正式职工。派遣职工一切福利保险和找工作事宜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临时工主要指按时间或者件数计算的非全天在岗的零工,公司不负责福利和保险。

 

根据 NHK 节目中的数据,日本全部在职者中,非正式雇用者占 38.2% 以上,其中女性占 70%,这当中包括跟父母或丈夫住在一起、只想赚点钱贴补家用的女性。即使如此,外出工作的女性大多数无法获得一份终身雇用、收入稳定的工作。而且可以看出,即使对于男性来说,寻找一份终身雇用的职位,也并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容易。

 

正式工中,2013 年女性平均年收入356 万日元,男性则为527 万日元。差距显而易见,而且相比男性,女性涨工资、升职的机会概率要小很多。

正式雇用的女性如此,那么接受非正式雇用的女性收入又如何?《 2012 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全国非正式雇用的女性有 354 万人。当中年收入未满 200 万日元(贫困线标准)的竟然接近289 万人。从个人收入来看,81.47%的非正式雇用年轻女性属于“困窘”状态,处于收入极低的位置。

 

在这 289 万非正式雇用的女性中,有约260 万人从事服务行业,而且这种越来越多的女性只能找到非正式雇用工作的倾向,从 1987 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服务行业拉升了年轻女性的非正式雇用总数,同时不断创造出低水平(此处指收入低)的就业岗位。

 

1992 年时,女性在非正式雇用的合同工中所占比例为24.9%,2002 年增至44.3%,2012 年猛增到47%,二十年间几乎翻了一倍。年轻男性虽然从 1992 年的10.5%增加到 2012 年的25.3%,但所占比例与女性相比有很大差距。

 

收入呢?厚生劳动省《 2013 年薪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显示,男性合同工平均工资是21 万 6900 日元,而女性为17 万 3900 日元。同样是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80%左右。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作为女性,假如你有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首先,你的工资收入可能只有同等条件下男性员工的三分之二;其次,你的加薪、升值机会绝对少于男性;再次,地球人都知道,日本传统是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被默认为应该辞职回家担任全职主妇,但是一旦在辞职回家后,丈夫在工作(被辞)、生活(夫妻不和睦,比如家暴)、婚姻(离婚、丈夫离世等)上发生变故,已经长期离开职场的单身女性(单身妈妈)要找回当初那样收入水平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这时候女性接受非正式雇用的工作,将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工作任务与正式雇用员工几乎相同,“收入却不及正式职工的一半”。

 

企业对女性任用的消极态度,将她们推向深渊

以日本 2007 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的统计结果为根据,在二十岁到六十四岁,即所谓的“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 32.1%、三人中竟然有一人陷入贫困状态(以当时的统计标准,年收入在 112 万日元以下,约为当时标准收入一半不到)。而其中,孩子未成年的单亲母子家庭57.6%属于贫困状态,贫困集中在靠女性挣钱养家的家庭。

 

在《女性贫困》第二章《非正式雇用》中出现的晴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佐佐木晴美(化名)毕业于国立大学,托业考试有过八百多分的好成绩,结婚前曾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正式职工。由于丈夫工作调动,晴美不得不离职当上了家庭主妇。然而生完孩子后,她却受到丈夫严重的精神虐待。忍气吞声地过了将近十年,最终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与父母一起生活。

 

离婚后晴美想靠自己英语流利的技能找份工作,但最后是在人才派遣公司帮助下才找到了一份客服的工作。在受到上司排挤的同时,晴美还要担心合同能续签到什么时候。每天她都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只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我别无选择,只能拿那些比自己更惨的人来自我安慰。如果前途有望,再苦我也能坚持下去。然而现状却是不管条件多么苛刻,为了生存只能选择默默忍受。说到底这个国家就是靠这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支撑的啊!”

 

但是在熟悉男女工资差异问题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山口一男看来,日本“人才利用的不合理性,不是因为长期雇用、按年龄涨工资等日本的雇用惯例不合理,而是人才活用都是以此为前提,具有片面性。”也就是说,“女性不能长期工作,无法作为人才灵活运用”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正是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催生了男女工资差异。

 

(图片来自 poverty-women.com ,与上文人物无关)

此外,《女性贫困》中还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经济展望报告 2013 》中比较了主要成员国家的名义工资(货币工资)推移。根据该报告,1995 年的名义工资为 100 的话,2012 年的工资美国为 180.8、欧盟为 149.3,都是一路上涨;日本反而是持续下降,2012 年为 87.0,与欧美相比工资下降趋势显著。在发达国家中抑制工资实属罕见,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合同工的增加和难以缩小的男女工资差距。

 

由此可见,正是日本雇用形式的变化与对任用女性比较消极的日本企业文化,将年轻女性推向了低收入的深渊。

 

傅高义教授这两部作品,真的还是很值得重新再看

 

政府保障机构、社会福利体系在哪里?

先不说早已进入“超老龄社会”(根据 2016 年 9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日本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 3461 万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27.3%。这个比例几乎达到了联合国对“老龄社会”的定义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 14% ”这个标准的 2 倍)后,官方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巨大压力——长期以来运行的日本社会保障是以男人挣钱养家的形式为基础,以养老金为中心,支付给高龄人口家庭的,如今这个形式已经被破坏——假如只看单身女性,她们能从政府渠道获得的经济援助其实非常之少,社会保障金是逆进型的,有收入越低负担相对就越重的倾向。

换个角度,即使向政府机构申请援助,女性也面临严峻的现实困难。首先经济困难的女性其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单方面的,居住、就业、育儿都是她们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应的,先不说政府的应对措施、组织是否完善,即使有,针对女性各种援助需求的制度也是各自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这是早已被诟病多时的现象。

 

而年轻女性一是与援助很难沾上边——想一下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壮年走进福利机构寻求经济援助的画面吧——即使她们鼓足勇气到公共部门去咨询,一旦被驳回,很多人就对此敬而远之,再也不会来第二次了。

 

与政府福利制度之无力相对的,则是上一期推送标题——其实也是《女性贫困》中的一个章节名:

趁虚而入的色情店

成了单身贫困女性的“救命稻草”

长期接受年轻女性咨询并进行生活救助的心理医生铃木晶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

 

一方面,年轻女性——尤其是单身妈妈——收入低生活困难,靠申请政府援助不仅常常劳而无功,甚至最终在获得一分援助之后还要返回一分半的税;另一方面,通过色情店、夜店等从事性派遣服务,不仅有相对比打零工高不少的收入,还有提供日常居住的宿舍、幼儿托管(色情店有直营的托儿所,甚至与附近民办托儿所签约合作)等对单身贫困女性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条龙服务。相较之下,孤立无援、经济拮据的女性涉足宣扬高收入的色情场所,或许是情有可原的。

 

插一句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搜资料的时候发现这部名为《母貓》(牝猫たち)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三位性工作者与其背后所隐含的当代社会群像:无家可归的网咖难民、有家暴倾向的单亲妈妈、患有不孕症并发现丈夫外遇的家庭主妇,三个各自怀抱忧愁心事的女人徘徊在夜晚的池袋街头与不同的男性发生关系。

 

读一下导演白石和弥说的这段话,或许更能理解那句“色情店成了单身贫困女性的‘救命稻草’”:

这在混乱的世代,能做出什么样的情色电影?在这未来充满着不确定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世界里,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浪漫?

 

我无法替这些问题解答,只能尽力去描绘努力奋斗,寻求带着尊严生活的女人们。我自身从这些角色中学习到生活的美好与如何坚强生存。《母猫》让我认知到不管身处的这个世界有多么卑劣,若真是如此,我们仍应该好好活下去。

 

努力读书深造以求改变命运

却怎么也还不起的大学贷款

说到这里,我们对日本“年轻女性贫困”的现象和原因做了一定的梳理。有可能还会有人认为,离婚和生子是个人选择,同样,贫困也是个人不够努力的结果。那么,在日本,假如你决心依靠继续深造,以学业成绩谋取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又会如何?简单看个例子。

 

(图片来自 poverty-women.com ,下文人物无关)

小爱和真纪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小爱出生在福岛县的一个小村庄,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妈妈是个体户,靠住在附近的外祖父母帮助,独自一人把小爱培养成人。

 

小爱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所以将来想找一份跟旅游相关的工作。为了这个梦想,大学时她选择了旅游专业。小爱的大学学费是用助学金贷款和社会福祉协议会的贷款来缴纳的。自己的生活费,再加上大学的海外研修费等,光靠助学金根本不够,因此剩下的部分是她打工赚来的。从大三到毕业为止的两年中,她当过大学附近意大利餐厅的服务员、东京巨蛋体育馆的促销员,此外她还在两家居酒屋挂名,一天要奔走好几个工作地点。尽管忙得不可开交,她也没有耽误学习。

 

真纪的父母是做室内装修的。由于经济不景气,父亲的工作量锐减。进入高中后,学杂费等支出都是她自己在快餐店打工赚来的。真纪说打工可以很好地积累经验,所以她并没有觉得辛苦,但遗憾的是不能参加学校的俱乐部活动。每周有五天,放学后要到餐厅打工到晚上十点,高中时代她就是这样度过的。父母的辛苦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所以学费也没跟父母伸手要,“自己东拼西凑就上了大学”。

 

虽然现在真纪是正式职工,但税后工资只有 15 万日元。小爱则是以合同工身份在观光咨询处工作,其税后工资大约有 14 万日元。面对 6 百万日元的助学金贷款,这像一座大山压在她们肩上,使她们才二十几岁就负债累累。

“人们常说,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大家才不辞辛苦地借钱上大学。但是现实却是,大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还不了助学金,形成恶性循环。”

 

(完)

本文内容编辑整理自

上海译文出版

《女性贫困》

部分资料引用自

端传媒

《“废柴”的快乐生活 日本青年人:不为国家而活》

nippon.com

《“战后”何时结束?——探索未来的年轻人们》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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